错误思潮的理论实质和根治路径

摘要

防范错误思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干扰和破坏，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内容。错误思潮是一种落后的社会意识，它落后于社会存在、科学社会理论和群众觉悟的发展。我们必须充分认识错误思潮的理论实质与实践危害，必须在根治错误思潮上下功夫，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下功夫。

反对和抵制错误思潮，防范错误思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干扰和破坏，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内容。错误思潮的存在和传播不是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而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如果任其泛滥，必然扰乱党心、民心，必然削弱民族凝聚力、向心力。

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错误思潮的理论实质与实践危害，必须在根治错误思潮上下功夫。错误思潮往往有着时髦的外表，给人以代表时代潮流的感觉。但是就其内容而言，在装腔作势、空话连篇背后，尽是落后腐朽的思想意识。当然，这是鼓吹错误思潮的人所意识不到的，他们错将谬误当真理、误将落后当先进而浑然不自知。

错误思潮落后于社会存在的发展

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这个反映在性质上通常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反映，一种是错误的反映。错误思潮就是对社会存在的错误反映，从生成机理看，这种错误反映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错误认识历史及其变化、错误认知国家差异、从抽象观念出发都会导致社会认知落后于社会存在。

错误认识历史及其变化导致落后社会意识的产生。错误思潮在历史问题上总是存在种种错误观点，突出表现在对历史变化的认知上。错误的历史认知同错误的现实认知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这是错误思潮的重要特点。

毛泽东同志在评电影《武训传》时强调指出：“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

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所指出的问题是错误思潮普遍存在的问题，可以说切中了错误思潮的要害。那些错误思潮的鼓吹者们，对“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完全不感兴趣，好像这些东西不存在似的。相反，他们对美化旧中国、旧社会却有着浓厚的兴趣，这就是向后看的社会意识，这种社会意识在面对历史与现实时必然表现为落后与反动。

错误认知中西差异导致落后社会意识的产生。“全盘西化”是错误思潮的核心观点，它往往是错误认知中西差异的结果。不论是近现代史上的“全盘西化”思潮，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它们共同的主张就是“中国必须资本主义化”。

这种主张之所以是落后的社会意识，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落后性和腐朽性在近代已有充分表现，是因为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现代中国已经失败，是因为社会主义道路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

因此，在社会主义伟大实践面前，那些主张“全盘西化”的人无论他们表现得如何“先锋”“激进”，实际上他们只能是落后的一群人，他们就是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的，“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

由此可见，落后可能压垮人的精神，落后也可能激发人的斗志。主张“全盘西化”的人就属于前者，他们在精神上被资本主义压垮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先进性视而不见，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一无是处，心甘情愿地为资本主义唱赞歌。

罔顾事实、从抽象观念出发导致落后社会意识的产生。在民主、自由、人权等问题上，错误思潮的理论特点就是罔顾事实、从抽象观念出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实践充分证明，社会主义民主是对资本主义民主的超越，但有些人对这个事实视而不见，一味醉心于西式民主，偏执于所谓西方民主制度，得出“资本主义民主优越于社会主义民主”的错误结论，这种错误思潮是在引导人们向后看，在实践上就是开历史倒车。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改革开放时曾深刻指出：“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我们不能邯郸学步。世界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我们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

错误思潮落后于科学理论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使人类科学认识社会历史成为可能，换句话说，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科学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离开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有科学的社会理论。近代以来的许多社会理论和社会思潮往往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将错误思潮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揭示了其政治本质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属性。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任务，就是用科学社会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揭示错误思潮的落后性和反科学性。也就是说，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及其实践而言，错误思潮始终局限于落后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理论框架，它始终在科学之外，尽管它寄生于各种学科之中。

这就需要我们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科学揭示，揭示错误思潮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内在联系，揭示其在理论上不过是旧意识形态的新花样而已。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了批判性分析，指出了意识形态的形成怎样依赖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发展条件。资产阶级革命的矛盾在于，这种革命只是以一种社会对抗的形式去代替另一种社会对抗的形式，但是，资产阶级革命又只能通过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才能实现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这就需要将资产阶级革命中必须解决的历史任务加以理想化。这种理想化要达到这样的效果：既能掩盖资产阶级革命的狭隘内容，即这种革命只是一部分少数人的统治被另一部分少数人的统治所代替，又能提供“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作为人民群众完成这些历史任务的必要的思想动力。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和相应的口号，对于动员人民群众去摧毁封建统治和建立资产阶级社会起着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些思想和口号因为具有唯心主义和虚幻的特性，所以必然会失去进步的、前进的作用。

实践表明，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出现新的阶级对立的时候，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就会从社会进步的思想动力蜕变为对资产阶级特殊利益的虚伪辩护。这一过程说明：以颠倒的神秘的形式反映社会现实的虚幻的意识，只能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起进步作用。但是，与历史上以往所有的社会革命相比，社会主义革命具有更崇高更伟大的历史任务。

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就必然要建立一种崭新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同所有以往取得统治权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完全不同，旧意识形态的虚幻性和颠倒性被完全克服。

马克思将这种意识形态的特征描写为：“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己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19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从前是辞藻胜于内容，现在是内容胜于辞藻。”由于无产阶级革命没有特殊的阶级利益，而是要真正实现人类解放，因此它不需要幻想，不需要掩盖，不需要欺骗，它的意识形态的表达是对历史必然性的科学认识。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作用是掩盖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它的欺骗性是显而易见的，只有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才能真正表达和实现普遍利益即人类利益，这个实现过程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常常会遭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干扰和破坏，错误思潮的泛滥就是这种干扰和破坏的具体形式。

这是我们称错误思潮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基本原因，“大家知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那里的首要的自由，就是资本家进行雇佣剥削的自由，维护资产阶级私有制的自由。这是资产阶级自由的最本质的东西，资产阶级的其他各种自由……归根到底都是由这种自由派生出来，并为它服务的。……这种思潮的社会实质，就是自觉不自觉地要求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内摆脱社会主义的轨道和实行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制度。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弄清和掌握这种思潮的意义和特征，有助于我们在使用这个概念时防止滥用，注意划清一些重要的界限。”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历史虚无主义、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公民社会、西方新闻观等错误思潮进行了深入批判，进一步明确了错误思潮的具体领域和学科属性。就实质而言，这几种错误思潮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具体化。我们同错误思潮的斗争，仍然是两种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是新事物和旧事物的斗争。

错误思潮落后于群众觉悟的发展

群众意识往往存在个体差异，但是由于人民群众始终是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力军，群众觉悟的增长具有历史必然性。相反，那些脱离社会实践的所谓“精英”，即使他们饱读诗书，其社会认知也常处于很低的水平，这些人往往成为错误思潮的“宿主”和“弄潮儿”。正因如此，不断提高群众觉悟水平对根治错误思潮来说意义重大，群众队伍中蕴涵的正能量是无限的。

毛泽东同志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就揭示了一个现象：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为代表的美国政客，尽管受过所谓良好的教育，但是他们对世界的认识水平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普通战士的水平之下，“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

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比方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之流，他们对于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的认识水平，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普通战士的水平之下”。我们的普通战士由于受到了革命实践的锻炼和教育，他们对世界的认识是现实的、科学的，这样的认识水平必然高于艾奇逊之流。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艾奇逊，还因为艾奇逊胡诌了一大篇中国近代史，而艾奇逊的历史观点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的观点，就是说资产阶级的唯心的历史观。”而经受伟大实践洗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普通战士头脑中不存在这样的历史观，他们对历史与现实的认识水平高于艾奇逊之流，也高于旧中国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

实践教育是最根本的教育，群众觉悟的基础和源泉最根本的要靠实践教育。群众意识与社会实践的联系是天然的、真实的，它们的联系中介就是实践本身。脱离了社会实践和实践教育，抽象理论就可能成为一些人获得真知的障碍。

比如，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认识，错误思潮既偏执于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失误与曲折，又偏执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宣扬的所谓普世价值。这种偏执的直接后果就是无法得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问题上不可能形成正确的观点。人民群众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现实运动本身能够直接感受到两者的矛盾关系，“目前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来说，资本主义不仅是过去的残余，而且是必须与之坚决斗争到底的有生命力的敌人。而个人主义、反社会的习俗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表现，不仅是过去的遗毒，而且是敌视我们的，但是还有生命力的资产阶级世界的反映”。

在当代，资本主义现实运动本身，特别是某些资本主义大国的疯狂而拙劣的表演，就是一部生动的教材。人民群众从中认识到政治阴谋、经济讹诈、军事威胁、破坏活动，只是当代西方大资产阶级从他们的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传统而已。由于错误思潮的鼓吹者们偏执和局限于自己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固有认知，他们对现实往往采取回避态度，总是沉溺于抽象概念的自我循环，得出的结论自然是脱离人民群众的。

根治错误思潮须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下功夫

错误思潮是一种思潮病毒，它严重侵蚀、破坏社会有机体，它有一定的鼓惑性和欺骗性，致使是非颠倒、谬种流传。我们要针对错误思潮的严重危害和根本缺陷，不流于一般的反对和应对，必须着眼于根治错误思潮，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下功夫。

推进伟大事业，用事实战胜谬误。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自豪地指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新中国建立70多年来，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在这些成就面前，那些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种种错误思想都显得极其荒谬。

伟大事业的发展是坚定“四个自信”的基础和前提，人民有自信就不会轻易被错误思潮影响和误导。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一个深刻教训就是社会主义发展一旦走入歧路，群众就必然失去对党和事业发展的信心，各种错误思潮必然甚嚣尘上，党就失去了领导力和凝聚力，社会主义就失去了吸引力和社会基础。所以说，“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我们必须始终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必须始终为推进正义的事业而奋斗，这是社会主义发展史的一个基本经验。

加强理论武装，用科学战胜谬误。错误思潮用各种“精致”的理论误导人，这就更加突出了加强理论武装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的事业和各项工作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并特别强调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工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

要坚持用这一科学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工作。”没有良好的理论基础，错误思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谬误就不容易被辨识，更谈不上科学批判错误思潮了。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错误思潮之所以泛滥，往往就是因为理论武装工作没有做好。只有改变这种状况，才能有效治理错误思潮。

开展伟大斗争，用行动战胜谬误。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开展伟大斗争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同错误思潮的斗争是新时代伟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伟大斗争，就是强调要行动起来，用实际行动战胜错误思潮，在治理错误思潮问题上，一切事不关己、无所用心的态度和行为都是十分错误的。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在治理错误思潮问题上必须主动作为，“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绝不意味着放弃舆论斗争。敌对势力在那里极力宣扬所谓的‘普世价值’。这些人是真的要说什么‘普世价值’吗？根本不是，他们是挂羊头卖狗肉，目的就是要同我们争夺阵地、争夺人心、争夺群众，最终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如果听任这些言论大行其道，指鹿为马，三人成虎，势必搞乱党心民心，危及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安全。在事关坚持还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我们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

作者：姜迎春，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哲学系教授，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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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前线》2020年第9期

责编：袁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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